国民党中政会 (第1/3页)

    中政会集国家立法、最高决策和人事大权于一体。

    在法理上是最高政治指导机关，地位隆崇，是中央最高权力的象征，“政治会议实际上总握训政时期一切根本方针之抉择权，为党与政府唯一之连锁。”

    当时的一位著名学者写道，“中政会地位崇高，实为中国现在的最高指导机关，是政治发动的枢纽，是全国命脉之所寄。”

    而且中政会的各项决议直接交国民政府执行，所以它是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的真正的政府，是整个权力运行的核心。

    所以各派无不以在中政会占有一席之地为目标。

    掌握中政会或跻身中政会也就意味着步入了权力中枢，并且能以合法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面对相对较少的政治资源各派的斗争必然会逐步激烈化，而到头来也只有动用中政会，才可以缓和各派矛盾平衡各方。

    因此，中政会不但是各方斗争的重要场所，而且同时也是调和矛盾、平衡各派实力的有力工具。

    在1927年的9月，蒋在南京另立中枢遭到了汪派、桂系与西山会议派的抵制而被迫下野。而中政会也随即被特委会取消。蒋汪合作抵制使桂系难以维持局面不得不解散了特委会，蒋汪被迎回京主政。

    蒋介石重新上台的7天后就恢复了中政会。

    九一八事变后的四届一中全会上中政会改主席制为常委制，蒋、汪、胡三巨头被推为常委，轮流任主席。

    但是由于汤山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引起了全国性的反蒋**，尤其是党内的各反蒋派在广州另立中央，迫使蒋再次下野，汪等人在粤主持另一个中央，所以这时期的中政会群龙无首，无所是从，不能就任何问题作出决议，虽然未象第一次那样被取消但是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三个月后蒋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政会才恢复了正常的运作。如通过了《银币铸造条例》，进行币制改革，就剿共问题给予军费等一系列决议。

    从1927年到1938年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在努力巩固自己既得权力，同时也不断努力确立自己领袖的地位，而领袖也就意味着个人的集权。

    蒋19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后，成为真正合法意义上的党魁。党政军大权完全归个人掌握，各方面的事务最终均由蒋个人独断乾纲。

    中政会成员均须由总裁提名，中央执委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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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实行“党国”体制，采用“党在国上”，“以党治国”的方式，国民党中央设立了重要机构——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常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以下均简称“中政会”)，具体掌理党政事务。在以往史学界的研究中，多侧重于中政会，部分提及到了二者的关系，然而在训政正式实施之前，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合作到明确分工，最后才逐渐形成一种隶属关系。

    一、中常会与中政会的由来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时，虽然仿行苏俄体制，采用委员制，以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闭会后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是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中国国民党总章》中增加了“总理”一章，“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总理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表明当时总理在党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此时中常会尚未成立，而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三人，组织秘书处执行日常党务”，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鲍罗廷向孙中山建议：“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而由41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一些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不能及时做出反应，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因而难以发挥政治领导作用，有必要组织—个人数更少、更核心的最高权力机构”，孙中山遂决定仿行苏俄，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1924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设立。孙中山亲自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戴季陶8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他本人以总理身份兼任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创立。

    对中政会如何行使职权这个问题，1924年7月14日，胡汉民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3次会议提出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权限案，获得通过，“关于党务，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按照性质于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关于政治外交问题，由总理或大元帅决定办理”。可以说中政会兼涉党政事物，由于孙中山身为国民党总理，中政会和中执会均得听命于总理，各项重大议决案最后决定之权在党魁之手，国民党党政没有明确分工。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的权力争夺随之而起，而“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日隆。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广州几乎一言九鼎”，中政会也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结果汪精卫获胜。

    由于党内没有合适的党魁继承人，加之秘书处不能适应党务发展的需要，1926年国民党“二大”决议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管党务事宜，实际上中常会取代了总理职权，采用委员合议决策的体制，与此同时，中政会改制成为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常设的决策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遇必要时，得设特种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等》”。1月23日，二届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首次明确规定了中政会的性质、地位和组织构成。该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政治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任之”并推举汪精卫、谭延闯、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9人为中政会正式委员，陈公博等4人为中政会候补委员，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这样。在法理上将中政会正式确定为常设机关，中政会的职权得以确定。同次会议推汪精卫、谭延闾、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9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其中汪精卫、谭延闽、胡汉民、蒋介石、谭平山5人既是中政会委员也是中常会委员。

    在中常会正式成立之前，中政会的地位显赫，兼管党政事务，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总理负责。中常会成立之后，中政会的职权及地位厘定。中常会主管国民党党务，而中政会则是政治指导机关。此后二者的关系一度发展变化。

    二、国民革命中的分与合

    但是国民党内的斗争并没有停息，跻身中央的蒋介石随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中山舰事件后，随提出整理党务案，国民党中央党部权力集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因革命发展之需要，暂设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并要求中政会与中常会合开中央政治会议。1926年7月6日，出师北伐前夕，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决议“政治委员会原为中央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