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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七三章 增兵 (第1/2页)
赵顼这个心态很不好。中文 其实它的一亩真实成本,应当折合成六七石稻米的收入,工人的薪酬,一床普通棉套的成本,大约不会超过三百文钱,再加上运费税务与利润,到了其他百姓的手中,一床棉被六百文足矣了。 这个价格与后世的价格几乎相当,王巨所说的可以民用,达到这个价格,就可以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民用开始。 但现在开始,内库便给了六贯钱一床的高价,“用心不良”,又是奇货可居,商人如何不哄抬? 这才是真正的商业。 比如赵顼与苏利涉担心,汴水冰封,到不了京城怎么办?但到了商人手中就好办了,不要忘记了江淮百姓冬天同样很冷,照样下雪结冰,实际严格说,过了五岭,所有百姓都需要大量的棉制品。这点产量,根本就不会存在滞存的可能。 赵顼心中不平衡,于是下了诏令到三司。 他们吃rou,总得让朕喝点汤吧。 朕穷哪,不但穷,而且超级穷,身上背负着一个巨大沉重的包袱。 诏书到了三司,实际三司官员也在观望这件事。 三司官员心态同样不大好,与税务无关,该征的必然会征,该不征的就是棉制品也征不到。 但他们是在想另一件事,这个收入太猛了,内库能办,俺们三司同样能办,要不要让两广转使官员,同样经营这个棉花,至少内库吃羊rou,俺们三司吃点猪rou吧。 为什么王安石青苗法市易法与均输法能推广起来,它确实有了一定的土壤。 除了利益受损的大臣,或者只会动嘴巴讲大道理不做实事的大臣。其他的大臣都为这个财政有些着急,特别是三司的诸臣更急。 赵顼下发诏书后,又将王安石喊来商议。 他实在想不通。想一想,为了赚这个钱。国家付出了什么,不要问内库,内库也是国家机构。福建路许多官员配合,组织百姓迁徙,广东路许多官员配合修水利,劳力,修路,垫付钱帛。惊动了那么多官员胥吏。动援了那么多百姓,凭什么商人一转手,便比朝廷获利? 王安石说道:“这就是术。” “王卿,你说来听听,何谓术?” “陛下,全国有多少百姓生活在城中,一天需要购买多少事物,由是让许多商贾成为巨富……不过此事sao动巨大,让臣想好了,才能回答陛下。” 赵顼会意。道:“徐,不急,确实要想好了。” 王安石说的意思他听出来了。不过王巨也再三说到sao动,喧哗,争议,赵顼知道如果国家插足商业,这三个词都会有了。 其实两人已陷入最大的误区。比如这个棉被,一床能卖出十几贯钱,不错,物以稀为贵,但也是商人cao作的结果。它真正的成本不过一贯钱! 交给朝廷,朝廷能炒出这样的天价? 实际这个市易法与均输法能赚多少钱? 也不用市易法与均输法了。如王安石所说的,宋朝一年会有多少交易量。打算有三百万户城市居民,这些百姓吃的喝的全部要买,贫富一户一年一百贯,就是三个亿,加上农村的,以及国与国的贸易,一年交易额最少五亿,实际不止五亿,可能还要增加两三亿。扣除一两亿国家直接调运与供给,余下的尽数交纳商税,也不用层层设场务苛征商税,只要将一个往税与住税交齐了,那一年的商税收益也会达到三四千万贯。即便松一松,也有两千万贯。 然而现在那么敛,为何只有八百来万贯? 有这个心思经营市易法与均输法,为何不将商税规范起来? 这是钱,还有河。 黄河两处决堤,河水在恩冀深瀛四州泛滥成灾,将几百里平川当成河道,欢快的流向东海,它流得畅快了,但赵顼却让它流苦了。 于是他将群臣召集商议。 不能这样随便流吧,怎么办。 当然王巨那个策子有人提出来了,但立即遭到大家的反驳。 兴修一条河道,而且是容纳黄河的河道得多少钱?从三门到新河道建设月堤缕堤得要多少钱?济水必须重新浚通,得多少钱? 就不要说劳力了,仅是这个钱帛,眼下就拿不出来。 再者这长达一千多里的河道,高低落差宽窄山川平原湍缓的不同,涉及到的各种月堤缕堤的建设也必有所不同,一个疏忽,又会出现嘉佑大决堤改道的惨案发生。仅是这个技术与相关的考察,那就需要很久时间了。 因此还是老话题,东流还是北流,仁宗时吵了那么久,现在岂能吵好? 赵顼差一点被吵吐掉了,无力地挥挥手说:“散吧,散吧。” 然后他就想到一个人。但他就是想到了王巨也没有用,多大钱办多大事,凭借现在的财政,王巨有何治河良策,无论东流与北流,都非是治河佳策。 ………… “子安,五营新兵,请接收。”章楶说道。 “质夫兄,韩公打算什么时候结束?”王巨苦笑道。 这便是军事理念的不同。 宋朝的冗兵制度必须要改进了,这是所有士大夫的看法。当然,政治才是最高任务,如果不用手段,只说裁兵,天知道会被某些大臣曲解成什么样子? 但抛开这些不好的所谓的政治,整个士大夫对冗兵的想法总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彦博式的,包括司马光吕化弼在内,都是这类看法。 他们反对战争,最大限度地换取和平,有了和平,那么用不着这么多军队了,便可大量裁兵,节约国家经费。不用多。少养五万禁兵,就够辽夏两国吃香的喝辣的。 一种是韩琦式的想法,包括王安石郭逵与王韶等人。 他们也赞成裁兵。但不认为能换来真正的和平,因此可以裁兵。不是以裁兵为主,而是想办法以最少的费用养活这支军队。不过他们也知道唐朝的府兵制或者以前的种种役兵制度不能实施了,于是换了方法,如韩琦的义勇,王安石的保丁。 两者都是误区,前者想法太天真,有西夏在,就不可能换来真正的和平。 和平是打出来的。而不是买出来的。 后者的看法太烂漫,不是百姓不能当兵,关健这是和平年代的百姓,未经战火考验,然后冬天时集训还能发生种种不好的故事,如何能练出一支强军,能走向战场?除非他们生活在现在生女真那种恶劣而又贫穷的环境里,否则就是辽国,大量用役兵,都危险了。 不过这些人想法一般人不易改变的。 朝廷要裁兵。韩琦来到陕西后主动配合裁兵,做得不错。去年陕西裁兵虽产生了一些动荡,但因为有韩琦坐镇。也只是稍许动荡,最后一一落实下去。 但能载兵,便要增兵,并且郑白渠增兵益处多多,第一个集中,万一前线有战事,能迅速集结,并且它位地陕西腹心地区,不管到哪里都很近。那怕到最远的绥州,从集结到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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