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逆转1864 (第1/2页)

    1864将注定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历史本该在这一年才揭晓天京陷落的最后时间，但由于与英法合作，这一时间被提前两年，这样清朝的军费就大大的节省了，但即使如此，户部的财政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先不说各地的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就是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就把中国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因此，解决财政是摆在同治面前的第一大难题，据后世的书籍记载，岛国日本虽然自然资源贫乏，但该国却盛产白银，且年产量远远高于中国，由于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抵达广州以后，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对外贸易由于获得广阔的新市场而急剧扩张，其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步伐，对中国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晚明时，较之中国，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已占优势；但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商品则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风靡欧、美和日本市场。此外，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由于欧洲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用硬币购买中国商品，巨额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鸦片贸易兴起前夕。自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的大商帆运载的主要是用以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西属美洲流往马尼拉的白银开始每年约100万比索，后来达200－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超过400万比索。1571－1821年间，输入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共计4亿比索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亦有1／2、1／4之说）又转输中国。有些外国学者则估计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1／2都流入了中国。此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中外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W.L.Schurz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1593年1月、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国王三次颁发敕令，规定每年从墨西哥运抵菲律宾的白银以50万比索为限，企图遏止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敕令成为一纸空文，甚至菲律宾殖民地总督本人也公然违反敕令，携带大量美洲白银进入菲律宾。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就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世纪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另一个主要来源地是日本。日本不仅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而且用白银交换中国钱币。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走私贸易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贸易两途。有明一代，中日关系一直谈不上热络，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更使两国关系落到冰点以下，明廷因而将对日贸易悬为厉禁，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然而，商人的趋利本性最终使这种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纸虚文，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成为中日直接贸易的主要形式。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之前的嘉靖年间，正当中国白银需求日增之际，中日走私贸易已经使不少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尽管如此，中日直接贸易毕竟因为明廷的禁令而受到很大制约。与明廷和日本沿海各大名均有良好关系的葡萄牙人遂乘虚而入，利用中日两国给予的优惠待遇，在中日贸易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最终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的葡日贸易网络。中国学者全汉升、李龙华估计，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半数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运走，每年数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100多万两，有时高达200－300万两。葡萄牙历史学家在17世纪初估计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而根据日本学者新井白石调查，仅庆长六年至正保四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至清顺治四年，西历1601－1647年）的47年间，日本白银输出总量即达7480余万两，大半输入中国。日本白银外流中国数量之大，使日本政府为之不安。为减少白银外流，日本政府于1689、1715年两度颁布法令，限制中国赴日商船数量和贸易额。

    针对现今国库空虚的局面同治连下数道圣旨令各通商口岸所属衙门立即与外商洽谈清朝扩大出口事议，恭亲王通过总理衙门向外国驻华公使传达了这个他们两次通过战争手段都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自然是欣喜异常，随后同治还考察了本国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皆系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口岸，而二次鸦片战争又相继开放了十一个通商口岸，虽然此系被迫开放，但对财政拮据的清政府并非一无益处，1840年清政府年收入不足两千万两，而1863年的年收入已然超过了三千万两，现在同治要做的就是将计就计，化不利为有利充分利用手中的十六个通商口岸，扩大自己仅有的生丝、茶叶出口数量以扭转自己财政上危机，与此同时同治帝委派自己的心腹鄂托手持国书前往日本去公干，并在临行前同治面授机宜，鄂托心领神会后就踏上了赴日的旅程。

    日本，古称扶桑、东瀛，其人称倭奴，自唐时与中国一战后深知自己国小力弱，便自愿成国中国最东边的藩属国，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