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人核心价值观探析 吴纪纲 (第2/2页)

把“上为上帝报天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气，共享天下太平”的“天情道理”对官兵“讲解分明，互相开导，俾人人共识天情，永遵真理。”使全军将士“去邪归正，返朴还淳，修练成人，同归真道。”

    历史事实证明，军队是政治集团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组建的暴力组织。按照政治集团的意志，构建和培育军人核心价值观，从古至今，都是统一思想、凝聚军心，从政治上、思想上掌控部队的关键工作。在国外敌对势力加紧对我进行价值观渗透，国内各种文化互相冲突、各种观念激烈碰撞，军内官兵成份、结构、利益、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今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加紧构建和培育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为官兵打造一把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尺子，是增强官兵政治和文化免疫力，保持思想上清醒、政治上合格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二、中国古代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中国古代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在儒家为主线的政治思想和以兵家为主线的军事思想基础上构建的。按照儒家的思想，天子只有行仁义之政，为民所接受和支持，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问曰：“汤武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真正的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从而为民所接受；“一夫”悖离仁义，与天下对立必为天下唾弃，非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儒家把“仁”作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价值观，从平民到天子，循仁则昌，违仁则亡。“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军人是特殊的人群，“仁”对军人有什么特殊要求呢？行仁之方，为忠、恕。忠上，对执掌兵器的军人尤其重要。仁者，爱人，“苟志于仁，无恶也”（《里仁》），扬善去恶，对军人集中表现为爱民保民。“仁者必有勇。”（《宪问》），从仁可以化生出勇，勇是对军人的职业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气节也来自于仁。从仁，可以推出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尽忠、保民、勇敢、气节。

    尽忠。各个时代的军队是各个时代政治集团赖以生存、巩固和发展自己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暴力工具，“尽忠”始终是他们对军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首要问题。如早在我国刚进入文明社会之初的“三代”时期，《尚书》中记载的夏启、商汤、周武王等奴隶主阶级的君主在进行战争征伐时，都以“天子”的身份，声称所进行的征伐是“替天行道”，以此教育引导兵民对自己忠诚，驱使他们效死作战。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武把教化士卒同君主保持一致，看作是战争胜负的五大因素的首要因素。明代何汝宾在《兵录·教练总说》中指出：“教以忠义，使士卒皆有亲上死长之心，然后令之执干戈，擐甲胄以御敌，自然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有不战，战必胜矣。”清代《大清光绪新法令·训练制谈》中也指出：“治军之道，首在训兵，其次练兵。凡兵丁入伍之初，必择忠义要旨编辑歌诀，由将弁等分授讲解，时常考问。”可见，中国古代兵家都十分重视“忠”的教化，培养和造就了许多“忠君报国”的杰出将士，如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受命之日，不问家事”；汉朝霍去病，率兵北击匈奴，战功卓著，却不接受汉武帝赏赐给他的豪华府第，“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表现出了他为国破敌，为君分忧而忘私舍家的风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蜀汉军政兼一身，却“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家里无多余积蓄，妻子无多余衣服。历史事实说明，“忠君报国”，是古代将士核心价值观的首要内容。

    保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政权的基础在民，将士来自于民；民是不穿军服的兵，兵是穿上军服的民。爱民保民就是爱兵保兵，是争取民心、兵心，凝聚部队，增强战斗力的关键。为此，历代政治集团无不打出吊民伐罪、为民兴师的旗号。左丘明提出，“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明太宗宝训》中说：“发兵为诛暴，诛暴为保民。”《武备要略，火攻总编》则说，兵者，“所以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之中者。”明确提发兵必以除暴安民为目的。殷商末期，武王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誓师，声讨纣王残害百姓的暴行，就以“吊民伐罪”相号召，以坚定将士胜利信心，争取殷商民众的支持。历史上杰出的将帅无不注重密切军民关系，做到军民相安。名将戚继光十分重视对部队进行“卫国保民”教育，要求将士“以保民为职，以安国为念。”清康熙皇帝要求“为武将者，弓马固其所重，尤须兵民相安，方为尽职。”（《清史稿·志一0八·兵四》强调：“兵与民宜两相顾，不宜两相仇。”保民安民的核心价值理念，造就了历史上“岳家军、”“戚家军”等许多深得民心、威震敌胆的“仁义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