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83 各怀心眼的韦宝与洋人传教士们】 (第2/2页)

。金尼生活的时代处在西班牙统治下。1615年，金尼在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出版他翻译并增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时，在封面上就明确自署“比利时人”。

    金尼的故乡杜埃在其去世半个多世纪后被法国征服并划入法国版图，因而金尼被看作法国人。

    由于他和利玛窦开启了以拉丁文为中文注音的先河，到了韦宝穿越而来的后世仍被传为美誉。金尼有一个宏大的愿望，便是带着人将他搜罗的，现在西方科学最为先进的“西书七千部”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计划，不单是介绍，还得翻译，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必须得到大明政府的支持。

    “这个事情，我支持了！不管你们要花多少银子。”韦宝道：“银子还是小事，我觉得，你们主要没有这么多有学问的传教士，必须要懂洋文和汉语，平均一人一年两本书，要想在十年之内完成这么庞大的计划，也至少需要五百人左右吧？”

    “是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金尼点头道：“不过，我们这里有三十多人，我还能联络一部分传教士过来，能凑集百人，若是有韦宝先生你的支持，不考虑资金的情况下，又几百个汉人跟着我们学习，两年之内，他们就能同我们的水平差不多了。”

    韦宝大喜：“没有问题，你这个计划，我将全力支持！别说用不了一百万两纹银，便是一百万两纹银，二百万两纹银，我都投资！”

    一群传教士都很激动，纷纷表示愿意参与金尼的这项庞大计划，在利玛窦死后，金尼已经是欧洲传教士在华的最有号召力的人物，虽然朝廷不是很重视，但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韦宝微微一笑，暗忖朝廷怎么可能重视？你们当还是在万历朝吗？

    万历皇帝那是手里有钱，而且好玩的人也比较开拓思维，容易接受新事物。

    现在朝政大权被魏忠贤魏公公把持着呢，魏忠贤排斥异己的时间都不够，哪里会管你们这些洋人的闲事？

    就当初利玛窦跑到大明朝来，经历也是很坎坷的。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求得知府王泮的允许，在崇禧塔旁修建了一座带有教堂的小房子，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

    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经过了几次尝试，利玛窦和罗明坚没能建立起新的驻地，罗明坚被教皇召回罗马安排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而利玛窦和麦安东神父继续留在肇庆。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

    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

    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

    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

    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1584年8月，利玛窦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起初传教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许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来跪拜，他们感到非常兴奋。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这更多是出于礼节性的，而没有宗教意义。也有记述说，他们担心中国人看到玛利亚的画像会误认为他们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挂了基督像。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圣母赞歌》和《教理问答书》。并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利玛窦在肇庆居住六年，除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成果外，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期间传入的现代数学、几何、世界地图、西洋乐等西方文明。

    1589年夏天，即万历十七年，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

    1590年，利玛窦奉范礼安之命起草一封以教宗名义致大明皇帝的信札，其中亦称教宗西师都五世乃居住在“天竺国”的“都僧皇”，因期盼能传“天主正教”，“推广慈悲，普济世人”，特遣“博雅儒僧”四出扬教，并派“德行颇优，儒文宏博”的“上僧”等四人入华，希望明帝能对此四僧“给有札牒，沿途迎送，以华其行”。经过多方努力，利玛窦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儿他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

    1594年，利玛窦和中国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鲜边境的将军一起，初步尝试进入北京。但到达南京，又不得不返回驻地。1595年利玛窦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官员之子治病，而获得了去南京的机会。但是到了南京以后，利玛窦陪同的官员对他逐渐失去了兴趣，利玛窦只好自己设法留在南京。然而这一次失败了。他只好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并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

    明朝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

    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三年，也是他的传教策略在探索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过程。他与江西的官绅阶层进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传教策略——“南昌传教模式”。

    1596年利玛窦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由利玛窦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且指示利玛窦想办法到北京去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在南昌，利玛窦知遇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

    1596年9月22日利玛窦在这里成功的预测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期间结交了许多儒士权贵，受当时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交流，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等等。

    1597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与另一位郭居静神父同王忠铭一起离开南昌奔赴南京。

    1598年7月初，他们一行到达南京，1598年，利玛窦首次进京是由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促成的。王忠铭是利玛窦在韶州传教时结识的老友，当时正要赴北京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