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抵制日本的主张与实践 (第2/7页)

接洽”，必须以承认上述规则和章程为前提。

    二是日本必须放弃在南满洲的领事裁判权。《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meng古之条约》第五条规定：“诉讼日本国臣民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凭此规定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领事裁判权。在订立该条款时，日本慑于国际舆论，觉得有些露骨，于是又附加一条，即“将来该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臣民之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张作霖在致北京外交部的密函中建议，应向日方“要求南满洲区域内全部分或一部分关于日本臣民之切诉讼，先行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

    张作霖认为：“以此两端为利益之交换，则桑榆可收，补牢有计，未始非之丂总之，此案延缓不如速决，承认须有抵制，否则事不明认，而势成默许，旷日持久，而为患益滋，权利之损失必益巨也”。在日本执意yu将辽西划入“南满”，而且暗中加紧向辽西移民之形势下，张提出上述交换之条件，亦不失为亡羊补牢之策。不过，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日方并没有同意上述交换条件。

    2.关于土地商租权问题

    日本依据《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meng古之条约》，攫取了在“南满”地区的土地商租权。日本名义上是对土地“商租”，实际上即是蚕食和吞并，被商租的土地将等同于纵横于奉省的铁路附属地。条约签订后，在日本官方的唆使下，日本商民、浪人及不法歹徒人奉省，进行土地投机活动，一时间，丒日本人间的土圡件屡屡发生。其中太平寺土地诉讼即很典型。太平寺系前清昭陵官庙。1915年10月，太平寺主持僧人本瑞si自将该寺周围402亩土地租与日本人井深滨名等。

    奉天交涉署屡次照会日本驻奉天总领馆，太平寺周围土地系国有土地，“该僧本瑞并无处分之权，本瑞既无处分之权，则与滨名所订契约，无论系抵押或商租均属违法行为。此其应视为无效。”日方置之不理。

    为防止类似太平寺案件的再度发生，张作霖于1916年10月28日致电北京国务院：“请钧院陈明大总统，饬令外交部与日使订明，凡日人在奉商租地亩，或以地亩抵押借款者，必须呈由当地县知事或交涉员验明，有照方能发生效力，其他租照、地册及一切不正当之契约均归无效，不得作为证据。”后来，张觉得上述措施欠妥，又于11月2日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请将前电验明照一语删除，暂定为‘日人商租须在该产坐落地方报明县知事，查葛，始准立契’。”两电主张的核心，即禁止中国土地所有者，包括那些不合法地契的持有者与日本人si相往来。北洋政府认为张所陈建议“亦正本清源之法”。

    张作霖不仅主张通过地方官府来控制土地商租活动，而且还试图在课税方面采取措施，以防止土地流失到日本人手中。张建议北洋政府内务部在原定的《商租地亩须知》中增加如下内容：“租出地亩，其所有权仍在地主。但应纳现在及将来关于土地之一切课税，应由承租人代地主缴纳。承租人既代地主担任徼纳课税义务，得于租地之始，向地主要求减轻租价报酬之”。此项建议，从字面上看对日方承租人不失公允，其实用意。他提及此项建议理由时说：“承租人既须代地主担任现在及将来一切课税，势不得不于租地之始，要求地主减轻租价。地主因租价减轻，将地亩租与外族，绝无优胜之权利可图，从前侥幸投机，饱则远扬之计划，均无扂此策实行，则地亩之愿租与外人者必少，地亩少租与外人一寸，国家國权利则保全一分，两国之交分纠葛，一转移间，保全甚巨”。北洋政府认为张的建议“自属可行”，采纳了上述课税征收办法。

    采取上述措施后，觉得还有漏洞。1917年12月，他又给各县知事又下达了一份秘令：“踃年一月一日起，贾等不得将土地si租与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证据为抵押，向外人si自借款。否则，上述行为—经发现，将以盗卖国土罪及si借论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探知此事后，以该秘令春本享有的土地商租权的严重侵害为由，向奉省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张向日方解释：“土地商租权系条约上的规定，岂有不允之理。目前有一些不逞之徒以他人的土地或地契等证据，si自租与够外债，使meng受欺骗和损失，以酿成交涉事件。本省长有恐于上述事件发生，才发此通令。”

    这种对商租权表面上承认，实际上否认，口头上履约，实际上抵制，整体不违，具体不行的两面外交手段，在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圩权方面赆一定的作用。从“二十一条”签订至皇姑屯事件，张作霥本的土地商租权—直坚持这种策略，使土地商租问题成了日本一直试图解决，但又始终未能解决的“悬案”。

    3.关于设立领事馆问题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奉天、铁岭、辽阳等地始设领事馆。这些领事馆成为日本推行“满meng”政策的侵略机构。1916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在郑家屯、掏鹿、海龙、农安、通设五处领事分馆的要求。按国际惯例，只有商埠才可设馆，而上述地区不是商埠，皆属内地，日方理由为，实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meng古之条约》后，“日人之赴南满者，日渐其多”，“早日设馆，遇有事件发生，贵国地方官可与领事接洽”。在日方的外交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允让了日本的要求。张作霖知此消息后，立即致电北京外交部，提出了不同看法和主张。张在电文中说：“查内地设领与商埠不同，此端一开，贻患滋巨。况杂居条例尚未议定施行，讵容再生枝节。此次日使请设领事，不过以共同审判保护杂居为词。查土地诉讼既归我法厅审理，而日人照约杂居，复由分保护，本无设领必要。今日既以诉讼杂居为增设领事之理由，他日又将以增设领事为共同审判、设置警察之理由。辗转相循，必至法权、警权均落夋手。至郑、农两处系属东meng区域，尤不得混为—起。应请大总统顾念国权所在，由钧院、部据理力争，迅谋挽救，亡羊补牢，似尚非晚。”北洋政府答应日本设领要求—事，事先并未证询作为奉天督军兼省镜霖的意见，对此，张作霖在电文中说：“此次日使请设五处领事之议，此间初未与闻。嗣后关于东省外交事件，尚望先事示知，俾得稍贡其愚，藉图匡救。”

    后来，张作霖又致电北洋政府，就此提出三项应对措施：

    第一，敦请北洋政府对日声明，日本在所设领事分馆之地，不得任意设置警所。“奉省已开商埠内，各日本领事馆每有于附设警属之外，添设派出所等类者。今之掏鹿等处，不过由内地变为杂居区域，按照上，固与商埠xing质绝对不同，且各该县现居之日人，为数甚属有限，其最称繁盛者，不过郑家屯一处。据该县四月份表报，共有日商四十二户，其商务又系药铺、料理店居多，实无设立领事分馆之必要。今由部中通融允认，固属无可再言，若再容其多设警察分所，将来遇事过问，不特破坏杂居条例，且于地方行政权亦有妨碍，为患更巨。”因此，张作霖认为，“于该馆设立之先，所有馆外添设警察派出所一层，先行声明严禁。以杜后果，而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