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抵制日本的主张与实践 (第3/7页)

纷争”。

    第二，为防止日方借口设立警所，对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之警察，先期整饬，建立完备之警政。“现在各该县寄居之日人虽属无多，然日领分馆设立后，必从移民杂居入手，何如乘日领分馆未设之前，无所狡展而服从税课、警察法令，亦不致徒具虚文。张认为整理警政一举“最关重要，如果办理有方，警察得力，亦足以杜其多设警署之弊”。

    第三，在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设置交涉员。张认为在日本预设领事分馆区域今后与日交涉事件定不能少，故主张“应有对立机关之直接谈判”，所在各县应选“通达日本语”，“然于交涉上，亦须略有经验者”为交涉员。

    尽管张作霖屡次致电敦促北洋政府与日本强力交涉，北洋政府也确向日方多次声明，但日本yu在“南满”及东部内meng古地区增设领事馆的图谋仍未收敛。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提出的设立领事分馆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设立警察所问题，一直是日本与北洋政府、奉省当局交涉的外交问题之一。

    二武力镇压反对“满meng独立”

    “二十一条”有关东北条款的最终目的是将“满meng”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所以自“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即加紧实施“满meng”独立计划。但在依靠仚丮施这一yin谋的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歧。日本关东都督府、军部和日本浪人主张利用宗社党实施“满meng”独立计划，而日本外务省和日本的驻华机构，则主张支持张作霖在“满meng”独立。主张利用宗社党人实施“满meng独立”计划的日本人“在暗中对北方的所谓宗社党即企图恢复清朝的一派，给予各种支援，使其不断地跟北京政府捣乱”。潜伏于中国北方各地的日本浪人猖獗地从日本调运军火，招募“勤王军”，在大连成立“满meng”举事总部。日本驻中国东北领事馆的官员们，虽然也赞同日本政府分割满meng的总方针，但对于日本浪人和宗社党人“企图凭借员的有力庇护而进行不体面的掠夺xing的小暴动”，认为“非但不能成功，反而会因暴露丑态而闹得无趣”，选择奉天实力派人物张作霖来兑现“二十一条”，推进“满meng独立”，远比支持宗社党实际得多。

    1916年4月，日本外务部和日本军部指示驻华官员:“张作霖态度如何对东北三省今后形势关系极大”，“值此之际，进一步表达日本的真意，立，此乃一捷径”。本驻奉天总领馆接到日本政府的指示后，加紧运动张作霖，甚至连奉省的独立宣言都代为起草好了。然而，张作霖非但无举事独立的迹象，相反，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坚决主张取缔密谋“满meng独立”的“宗社党”。这样，支持“宗社党”一派的日本円议了杀张计划，但没有成功。运动张作霖推行“满meng独立”失败，杀张又未成功，日本转而全力支持meng匪巴布扎布。密送大批弹药给meng匪，还向巴布扎布所部派遣退伍军人，作为军事教官，训练武装。5月下旬，被日本武装起来的meng匪6000余南下，企图一举夺取奉天，建立“满meng帝国”。就任奉天督军不到一个月的张作霤果断地采取了镇压的方针。8月初，meng匪向南满铁路之要站郭家进，拟在日本的保护下休整，而后一举攻下奉天省城。张作霖要求日本允许奉军经由南满铁路乘车前往讨剿，日本以严守中立为借口，予以拒绝。当奉军徒步完成对郭家店的包围yu发动攻击时，日本撕下“中立”伪装，以奉军“扰乱租界及子弹飞入附属地为辞”要求奉军停战，否则施以武力。北洋政府电饬张作霖：“剿匪时遇有关系夋处，务请审慎办理”。张致电北洋政府：“至郭家店之meng匪已为我军包围，本不难聚而歼灭，乃日人有意袒庇，假口危及车站，不许攻击，长此相持，万分危险，刻已密授机宜，暂留一面，令该匪逃出，候离站较远即行痛剿，免为外人藉口”。

    日本公面庇护meng匪的同时，又蓄意制造了郑家屯事件，以图“使华军不逞他顾”，“令meng匪乘隙急逃”。郑家屯是奉、吉两省两省与东部内meng古之间的水陆交通要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蓄意鼓动日本商人大量移往郑家屯，而且还在该地设立了日本巡警署。郑家屯事件发生后，日本无理要求“凡中**队均须一律韎外三十里外”，并张贴告示宣布在上述区域不准华人入内。为掩护meng匪安全撤离，日本还制定了调集日兵8000名开赴郑家屯的军事计划，又从隐匿于大连的宗社党组建的“勤王军”中抽调800人，运抵郭家店，以增加meng匪力量。在日本施以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张作霖以硬对硬，以“勤王军”参与叛乱为借口，正式通知日方：“meng匪既与勤王军联合，中**队不得不大举讨伐”。踃扎布举兵叛乱始，张作霖即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期间，日本屡屡从中阻挠，然张作霖并未畏缩，终于当年9月将meng匪击溃，日本策划的“第二次满meng独立”yin谋破产。

    日本挑起郑家屯事件，不仅仅是为掩护巴布扎布meng匪，而且还怀有更大的预谋，即要以该事件为由在外交上打，强迫中国兑现“二十一条”中有关东北的条款。于是，强硬要求与北洋政府外交部直接交涉。自1916年8月至次年1月，中日双方展开了长达5个多月的谈判。

    9月2日，日本向北京政府正式提出了侵害中国东北主权的八项要求，将已被中国拒绝的“二十一条”第五号内容的有关侵略权益，重新提出且加以扩大，强迫中国承认。日方代表不面施加压力，尤其对派驻日警一条“争持尤力”。后来，中日双方的交涉主要是围绕此点进行的。日本提出侵害中国东北主权的要求后，张作霖致电中央政府，对东北各界抗日本侵略的意愿，做了较客观的反映。日本提出侵略要求的消恐，东三省各阶层怒不可遏。奉天省议会召开军政商学各界群众大会，声讨日本要求设警权和军事顾问权的侵略行径。会议通过了一份呈递中央的请愿书，要求中央与日本严重交涉，“以弭隐祸而维主权”。张即将请愿书及奉省民情电致北京政府，“省民群情积愤，誓死力争，且各厸代表牢乎众情，不达拒绝目的不肯罢休，”并在电文后附注：“查警察有关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该议会所陈各节确系实在情形，况专yu难成，众怒难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

    中日双方经过反复交涉，原提案中关于日本有设警权和派遣军事顾问权等条款皆被中国驳回。之所以出现此种结果，除国内各阶层抗，和间矛盾互相作用等诸，其中另一个重要，即张作霖在该事件中所持的抵制态度及抵制措施起了一定作用。

    三明应暗抗，施展两面外交手段

    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初，张作霖主要是给中央政府出谋划策，而尽力避免自己与日本直接冲突，这与他当时的力量有关，他希望中央政府为他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另外，“二十一条”虽然涉关东北的权益甚多，但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条约，作为东北地方官所能做到的恐怕也主要是向中央政府献计献策。但条约签订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