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人生态度 (第3/3页)

画法，便相当于是西方绘画中的素描和油画，只不过中国人不会只停留这两种方法里，否则就成了自然主义，即：单纯的模仿自然。

    那我们苦练素描还有意义吗？

    对现代人来说，恐怕不仅有意义，还非有这个过程不可。”

    “这是为什么？”

    顾和颜不理解，并且感觉自己有些被绕晕了。

    “这我就得引用丰子恺先生论艺术中的一段原话了。”

    安忆笑着回道，“他说：说来自己也不相信，经过长期的石膏模型奋斗之后，我的环境渐渐变态起来了。我觉得眼前的形状世界不复如昔日之混沌，各种形状都能对我表示一种意味，犹如每个人的脸一般。地上的梨形，天上的云影，墙上的裂纹，桌上的水痕，都对我表示了一种态度，各种植物的枝叶花果，也争把个人所独具的特色装出来给我看……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是因为他在艺术训练时，唤起了内心深处的种种形象记忆力。

    而形象记忆力是靠生命情感来推动的，绝不靠所谓的概念、符号、以及理性的逻辑。”

    顾和颜两姐弟对此，皆是一脸茫然，显然没听懂。

    安忆想了想，只能说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呢，小时候出生在山里的农村，童年基本是在那里度过的，但由于村子太小，没同龄人，平时只能爬爬树、看看天、捉捉知了，自娱自乐长大。

    可你知道吗，我们村有一颗几百年的非常高大的树。

    我小时候最喜欢跑到它下面玩，遮天蔽日的，觉得它如此雄壮、高不可攀，但我从来不知道它叫什么树。

    因为那时的我，根本不在乎它叫什么树。

    它更像是我的爷爷，为我遮挡住夏季的烈日的曝晒、给予我荫凉；而在我父母出门工作时，又给予我如同兄弟般的孤单的慰藉。

    它在我幼年的认知里，本是消解孤单的陪伴和依靠。

    然而，我对它的全部的生命情感，都在我离开故乡多年、并对植物学知识的不断累积后，突然消失了。

    因为有一次我回故乡扫墓，终于发现它原来叫红衫，并且也就那么高而已，普普通通的。

    甚至我还在想，如果把它砍了拿去卖，能卖多少钱，或者能做出多少套实木家具。

    那么请问，这棵红衫当我把它当成自己的陪伴时，对我有意义？还是我把它量化成一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实用价值后，对我有意义？”

    顾和颜无言以对。

    安忆马上便自嘲式地回了一句，“我告诉你，一个小孩，绝对会选前者；可一个成年人，却会选后者。

    因为成年人总以为在价值逻辑和植物学概念上认出它叫红衫时，就是对‘它’本真的发现。

    可事实上，它本无所谓叫‘红衫’，还是‘树’。

    红衫也只是人类赋予它的一个符号或概念，它并不是真理。

    于是，老子又说了六个字：名可名，非常名。

    所以，归根结底，那棵红衫于我而言，它本无所谓叫什么。

    它对我的意义，就是我童年时直观到它的高大的样子，同时化解了我孩提时的寂寞。

    我因为想起它，也就同时想起了我的故乡，于是我对出生之地的全部丰富的情感都起来了，这就叫乡愁。

    可是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功利思想的熏陶下，谁能始终牢记自己孩提时，用眼睛所直观到的世界的本真，而不被头脑中那些知识和逻辑和自尊和固执己见的人造概念所取代呢？

    我告诉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艺术。

    因为艺术才能保存我们对自然界所直观到的最基础的认识，才能保存我们对身边事物所寄托的生命情感。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它们最本真的意义，都不是以自身价值多少金钱而为人类存在的，而是它给了我们情感上的寄托、精神上的自由。

    学习素描，就是为了撇开我们因功利价值而产生的对事物的看法，仅仅以它们原本的形状来认识它们。

    所以鲁迅先生的小说，我们小时候看不懂，因为无论是祥林嫂、孔乙己、阿Q、还是成年后的闰土，他们身上所拥有的病症，小孩身上都是没有的。

    可人一旦成年后，经过各种世俗观念的叠加，经过种种是非功利的熏陶，我们不知不觉间，变得固步自封、自以为是，于是就都有了病。

    并且是精神病。

    孔子说：‘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说得就是这个意思。

    人到中年时最容易得病，所以中年人不仅得看鲁迅，还得学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