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美国商界的关系网Z (第2/2页)

南欧国家），英语民族的亲情人情相对淡薄。

    2。美国家庭关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来的重大变化，广泛的离婚和家庭重组进一步降低了亲情作为生活关系的作用。

    3。如《华尔街日报》强调，“惟才原则”的实施，使得教育（校友关系）及才能（同事关系）成为商界运作的主要因素，而传统的家庭关系只是次属因素。

    美国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家族公司，但是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在一般商界，明显的裙带关系为人不齿，甚至受到规章制度的明确限制。家族关系的作用一般比较间接和隐晦。

    另外，在激烈的商海竞争中，特别是在高科技革命的大潮下，企业成功的关键日益在于人才和创新。家族传承在这方面有先天的弱势。华人王安创办的王安公司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家族继承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样的趋势下，美国成功生存的家族企业越来越少。科克兄弟的科氏工业集团（KochIndustries）是个少见的例外，这里继承老爹衣钵的科克两兄弟（CharlesandDavidKoch）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表明了教育和才能的重要性。

    族裔和地域关系

    美国虽然号称是民族大熔炉，族裔差距和认同还是明显存在，也是一种有相当分量的社会关系。比较典型的是金融业中集聚的犹太人，和高科技领域的印度人、华人和俄罗斯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一般不能公开讨论。

    在白人主流人口中，地域关系也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低教育白人中，南北之间，或沿海对内陆之间，有很大的文化和价值差距，和相应的趋同现象。但是这在高教育圈子里不很明显，尤其是与校友关系对比。克林顿夫妇一个来自南部穷困家庭，另一出身北部殷实世家，便是例证。

    政商“旋转门”

    “出官入商”、“亦政亦商”的所谓“旋转门（revolvingdoor）”，是美国政界的不成文规律或曰潜规则。一般而言，尚在台上和现任的官员还是比较谨慎，但是也会为了选票利益来拉商业关系。一旦下台和离任后，虽然有时有最低“避嫌”时间限制，大致说得上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特别华尔街是年轻政客暂时挂冠去“揾钱”的热门场所，奥巴马首任白宫大主管伊曼纽尔（RahmEmanuel）可以作为例子。在为其他若干民主党政客竞选工作后，伊曼纽尔出任克林顿首次竞选总统的财务主管，顺势加入克林顿政府，成为总统政策策略高级顾问。1998年辞职，虽然一无商务教育训练，二来从无商界经验，却顺利进入华尔街主要投行，并且迅速上升到主管，不出三四年，挣出了1600万美元家底，再重新从政。目前是奥巴马“根据地”芝加哥市市长。

    另一例子一个是奥巴马政府首任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的奥尔扎格（PeterOrszag）。这是直接制定美国政府经济政策的要职。奥尔扎格出身于美国最出名的私立贵族中学之一PhillipsExeter学院，以最高一档成绩（summa）毕业于常春藤普林斯顿大学本科，获得去欧洲深造的马歇尔奖学金，最后得到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2010年辞去奥巴马政府职务后，进入花旗银行集团（Citigroup），担任副总裁和其他要职。

    老布什总统的国防部长、后来小布什的副总统切尼，在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期间，进入有许多国防合同的Halliburton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切尼个人的数千亿美元家产，便是在Halliburton公司老总任上赚下的。

    最新的例子是众议院前共和党多数党领袖艾瑞克·康托尔（EricCantor）。2014年6月10日，康托尔大意失荆州，成为1899年最早设立这一职位以来，第一位连任败于初选的众议院在职多数党领袖。可是不出百日，9月2日华尔街一家投资银行就宣布任命康托尔为副总裁。据《洛杉矶时报》，虽然“基本年薪”只有40万美元，康托尔2015年的最低奖金是120万美元现金，外加40万美元股权。

    许多出名的大政客的去途，则是轻松担任大企业的董事。前国务卿赖斯是个例子，先后担任过CarnegieCorporation，CharlesSchwabCorporation，ChevronCorporation，HewlettPackard等大公司的董事。最早启用赖斯的老布什总统，下台后担任过Carlyle集团（美国最大的私募基金公司之一）的高级顾问。2003年10月，普京逮捕俄国尤科斯石油公司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的一个触发点，便是月前老布什以Carlyle集团顾问身份访问莫斯科，和霍氏共宴。普京不得不紧急下手，防止尤科斯将大量股份出售给美国。

    最后小结一下：除非是小打小闹，要在美国经商，社会关系确实是个重要因素。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知识型经济中，人才、技术、资金才是成功的关键，以此作出可行的商业计划和经营规划。社会关系的主要作用，便是以此去发掘这些关键因素。（